一張賀卡就夠了

首先，我在此祝賀大家新年快樂，諸事圓滿，龍年行大運。

今年的農曆新年的前後，和往年一樣，我是在忙碌的工作中度過。算一算，這樣的過年方式，加起來有十年了。

做記者時，因為公假工作可獲雙倍薪水，所以大年初一和初二我都照樣工作。當了特別助理之後，則是檳州政府和老板個人都有舉辦新春團拜的關係，工作成了必然的事，而我的工作也從雙薪變了“雙辛”，哈！

一般上，報館在新年前的一個月就開始忙碌。編輯和采訪部除了忙著策劃新春特輯，為讀者帶來各種新春百物和市場的最新動態，也會給辦公室佈置一番，還有接待各黨團和商業機構上門拜年送禮來。那時，總覺得媒體的工作就是什麼都比別人快一步，感受著新春氣息的逼近。

做了特別助理，才發現籌備新春的各項工作，如賀卡寄送、團拜策劃等，少少也得花上兩個月的時間。還記得，當年單是處理賀年卡這部分，收卡和寄卡的工作就用了不少時間，但這工作尚好，我們最怕的是收到一些公司送來的禮籃不能收又推不了。

新年送禮是華人過年的方式之一。親朋戚友互相送禮問題當然不大，但是，像一些商業、企業趁佳節給政府官員送禮，如果禮品又很貴重的話，這問題就可大可小的了，分分鐘惹上收賄之嫌等罪名。

不久前，就有報導指檳州行政議員曹觀友和辦公室職員想出了妙計，那就是在面子書留言要求大家別給他新年賀禮，因而獲得許多網民給他按讚和加油。

我這“過氣”助理，非常明白YB曹觀友的苦衷，像他現在面對推收不了賀年禮籃的情況，說來我們之前也曾面對過。我想起了以前在光大53樓時，如何和同事們分工合作“解決”和“善後”這些禮籃的方式，還挺有意義的呢！

我和同事們會把禮籃給拆了，老板只分得一張賀卡，其餘物品通通取出，一件不留。接著咱們就扮聖誕老人給其他的同事送禮去。我們會把禮品分派給友族同事，尤其是書記、傳遞員、保安員和清潔人員等，藉此與友族同胞分享佳節的喜悅。

我們向來講究“禮”。坦白說，這個“禮”應該是禮儀的“禮”多過禮物的“禮”。送禮的可別熱情和大方到讓禮物的“禮”在新年裡淹沒掉禮儀的“禮”。

幸好“309”的開始，我沒有了“雙薪”和“雙辛”，因為以前的上千張賀年卡大大減至一百張不到，最重要的是，現在連一個禮籃都不用拆了。這樣的新年才是最好的嘛！#

借鏡

在網上觀看了臺灣總統大選馬英九的勝選感言，以及蔡英文的敗選感言，我打從心底的對馬蔡兩人的表現肅然起敬。

我並非對性別存有刻板印象，但我想，蔡英文畢竟是一個女人，比起馬英九，她的演說感染力十足。這樣一個感性兼催淚的講詞，我和她現場上萬個支持者一樣，怎能不哭。

她一開始就承認敗選，願意接受臺灣人民的決定，並且誠懇的祝賀馬總統連任。她請支持者不要懷憂喪志，因為臺灣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，臺灣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。

連任臺灣總統的馬英九則謙虛的呼籲支持者：“我們贏了，但高興一晚就好。”他說他聴到了對手蔡英文和宋楚瑜的批評與建議，他承諾只要對臺灣人民有利的，他一定會採納。

114這晚的台灣，有人情緒沸騰慶祝小馬哥連任；有人淚眼紅眶、披風冒雨繼續力挺落敗的小英姐。我在這樣一個的鏡頭裡，看到了兩方領袖崇高的風範，看到了兩方支持群眾成熟理性的接受選舉結果。我想，民主的根基就是這麼簡單。

然而，看看我國的選舉，尤其是選後各種不確實的流言紛飛，讓人民百姓提心吊膽、高枕難眠的情況，還挺悲哀的。

我聴小英的敗選感言聴到哭，是因為我曾“身歷其境”。她的話給我似曾相識的感覺。308大選，我也面對過老板敗選的時候。競選中心裡，大家都傷心痛哭，情緒看來較平伏的只有老板一個人。

他走上台面對著上百位的助選員和支持者，要求大家接受事實。他說：“我們是時候自我反省了。我們必須堅持，重新再來……”

就在這時候，不利的流言紛飛。有人傳出我的老板心臟病猝發入院急救，不少記者紛紛撥電求證。之後，爸爸也給我叩電來了。電話裡頭，聴得出他的擔憂。他告訴我哪裡又哪裡有紛爭，傳言有人破壞了許多街燈、打架……要我最好趕快回家。

轉眼間，這已是將近4年前的事了。和蔡英文一樣，國陣在308那晚就接受了檳州政權易手的事實。前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紳士般的移交首長職權的那一幕，很多人都忘了，更有不少人故意的記不起來。

人家臺灣的藍營支持者只能高興一晚，而我們這裡上台的執政黨，整整4年還在勝利和亢奮當中。有人說好的請教，換來的卻是不斷的消費前朝政府。

選舉的結果離不開勝負。但是在選舉的過程中，民主程序和精神，選舉後的監督與制衡，卻不是每個從政者都能融會貫通的。#

份內事

當新聞記者時，我經歷了04年全國大選；當議員助理時，我經歷了08年全國大選。兩個環境，截然不同。

04年，我跟隨候選人助選團跑透透，重要的聯絡人就是候選人助理。每天的工作得窮追對方，要候選人的拜票行程、演講、記者會、議題回應等。除了一些正式發佈的新聞，通常新聞主管會要求記者多留意、多觀察、多發掘候選人“獨家”或“花絮”報導。這時，候選人助理往往成了記者的“救星”，可以協助發掘一些可以報導又所謂的“新聞好料”。

08年，我的工作及角色對了調。老闆是候選人，我這做助理的自然而然變成了記者朋友們追電的人物之一。從以往的撥電、伸手向助理要這個要那個，換成我必須負責文宣工作、編好候選人行程表、寫好新聞稿、印好演講稿等交由記者來寫新聞。

那一年的選戰，可說做得最忙最累最吃力。因為除了競選中心裡的大小事務得處理及跟進，還得應付全城至爆的首長人選的課題。偏偏老闆占了這“四分之一”的話題人物，他被媒體追訪是意料中事，倒是我這小人物也忙壞了。一些認識的人以為可以從我這裡得到第一手消息，就算爸媽，我也只能說抱歉，無可奉告。

無可奉告，那是對工作負責的基本條件之一。由於工作的性質，多由老闆直接指示。舉例，老闆要發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，內容事先得由助理準備好，所以算起來，助理知道的事情不會多也不會少到哪裡。不過呢，有什麼話該說，什麼話又不該講，做助理的都要有分寸和懂得拿捏事情的輕重。就像我能夠理解，當年做記者時，向別人的助理要不到新聞的情況。這道理相同。

不久前，有個記者朋友向我感嘆，對方這麼說：“有時我們很懷念丹斯里（前朝政府）時期的助理們，在工作上幫了我們很多。現在的助理，有些人的態度驕傲、囂張。”我沒有回應，但內心裡我是多麼希望我這個記者朋友主觀了一點、多心了一點，且不是一支竹竿打翻整船人。

第13屆大選近在眉睫，我這個不再是新聞記者和議員助理的，看來就有機會“袖手旁觀”新聞記者和現任的議員助理了。讓我們看看一些議員助理是把份內事做好，還是拿著雞毛當令箭般的給新聞記者臉色看？

有不少議員助理的前身是媒體工作者。從媒體工作者轉換跑道成為議員助理，有人是抱著體驗另一個全新的工作生涯，努力學習，謙虛奉獻。當然也跑不掉那些把自己當著飛上枝頭的鳳凰。

於是乎，“309”的開始，我們看到了一些人不停的往自己老闆的臉上貼金。歌功頌德變成了家常便飯。#

特別助理

高中三畢業，讀了學院的傳播系，主修的是新聞學。再畢業，進了報館當記者，約3年。

3年時間，不長不短。採訪過不少新聞，就是沒什麼接觸政治新聞，熟絡的政治人物也沒有一兩個。偏偏第一次轉換工作，就是膽粗粗的給政治人物的特別助理也是我友人，介紹接替他的工作去。

那已是2005年2月的事了。

那個年頭，記者轉換跑道當政治人物的特別助理，雖然我並不是第一個，但我相信自己也算是少數人的其中一個了。不像現在，尤其是“309”後，許多海嘯議員敲鑼打鼓聘請記者當特別助理。當然，這也是因為記者有足夠的條件和能力擔當議員們的媒體作業。

認真的想一想，那時我對政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。友人的介紹，也考慮了許久，最後心想既然可以做些有挑戰性的工作，才壯起膽子踏上光大53樓去面試。

老板是檳州行政議員。面試時，我對他還是懂一點、不懂一點。最好氣又夠力的一件事，就是在上班的第一個星期，老板交代了工作，縮寫了英文黨名，我不懂又不敢問，只好撥電求救友人。

老板是“大粒人”，人稱 Yang Berhormat。也因為這樣，他身邊的人尤其是特別助理，身份地位也彷彿“舉足輕重”。許多人會誤以為要見YB還先得通過特別助理那一關。這倒也不盡然，除非有人雞毛當令箭吧！

特別助理這份工，聽起來“特別”有架勢。事實上，這工作的範疇可是一腳踢、挺繁雜的。從老板的工作吩咐、安排、提醒；處理民生問題奔走政府部門接洽及跟進、被人民罵、被政敵罵；辦活動從策劃到老板來主持開幕閉幕等等等，要是沒幾分能耐還真不行。

轉了行，我倒是發現特別助理和記者的工作有些共同點，即人際、溝通、寫作能力兼具。還有，一般人常給記者冠上無冕皇帝之稱，意指媒體有無限權限，在政治圈子裡，特別助理這銜頭何嘗不是吃香的呢。有一些的投機分子，藉著是政治人物的支持者或工作隊成員，常跟進跟出，一段時間後，見人就自居是某某YB的特別助理，招搖過市的。有者還私自印名片到處分派或攀關係的。

約4年前的那場政治海嘯，民政馬華的議員全都落選，而受波及的特別助理也不少。因為特別助理只是合約聘請的，一夜間破了飯碗。

儘管如此，當年破了飯碗是一回事，職場的人生百態、甘苦和磨練，我倒是賺到了的！#